文/鄭壽山

　　前言：“老幫子”系長沙方言，也有寫成“老班子”的，緣于與普通話的不同，長沙話里的“班”和“幫”為一個發(fā)音。通常來說，“老幫子”的稱謂略帶敬意，泛指具有一定社會閱歷的老字輩，常融合了“經驗”、“技能”、“里手”（內行）的意思。

　　大約是八九十年代，“老口子”之稱風靡開來，幾乎將“老幫子”取代，其實，“老口子”除了含有與“老班子”相同或類似的意思，在某種語境下還含有不同程度的貶義（這是有史可查的）。由此，本篇的內容還是以“老幫子”的稱呼來作文敘事。

　　二元戶籍制度嚴格限制人口流動

　　我國實行城鎮(zhèn)和農村兩種不同的戶籍管理制度，即“二元戶籍制度”。它從法律意義上劃分農業(yè)戶口和非農戶口的戶籍，這一做法源于新中國成立之初。

　　戶籍制度一誕生，就帶有濃重的命令經濟色彩，并為之確立了一套相應完善的具體管理制度，內容包括常住、暫住、出生、死亡、遷出、遷入、變更等七項人口登記制度。這個條例以法律形式嚴格限制農村人口進入城市。

　　建政后至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間，嚴厲的“二元戶籍政策”限制與阻斷了人口流動：農村戶口不能遷往城鎮(zhèn)，小中城市不得遷往大城市；反之則不受限制。農村人口欲求跳出“龍（農）門”，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就讀中?；虼髮W，畢業(yè)后由國家統(tǒng)一分配，進入企事業(yè)單位；二是參軍當兵，復員或轉業(yè)到地方企事業(yè)單位。

　　因為戶口又與糧食關系緊緊綁定，這兩類不僅獲得城鎮(zhèn)戶口的幸運兒，又吃上夢寐以求的“國家糧”也就是“商品糧”了。所謂“國家糧”，是那個時代廣大農村人口對羨慕已極的“商品糧”之稱道。農村人農業(yè)戶口，吃自耕糧或返銷糧；城鎮(zhèn)人城鎮(zhèn)戶口，吃國家供應的商品糧。這個鴻溝無以逾越。

　　戶口制度之嚴厲，不啻是農村戶口不能遷往城鎮(zhèn)、小城鎮(zhèn)不能遷往中大城市，而且從農村和“小地方”，以及哪怕外地中大城市來短暫居住，例如探親訪友，也必須持有企事業(yè)工作單位或農村人民公社大隊一級以上的書面證明，向轄區(qū)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如果外地來的親友到哪家僅僅住宿個一兩天，只需向居委會主任告知暫住。

　　那年頭，居委會主任、治保委員、居民小組長帶著居民積極分子，深更半夜突擊性地登門查戶口，實為一種常規(guī)常態(tài)。目的是清查外來人員，非法入住人員特別是有否藏匿地富反壞右等階級敵人，階級斗爭是須臾不可離開的法寶。

　　城市富余人口大量向農村遷徙

　　由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阻礙了經濟的發(fā)展，就業(yè)崗位稀缺，城市人口大量富余，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和“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及相對應政策引導下，城鎮(zhèn)“知識青年”、“社會青年”以及社會待業(yè)人員、閑散人員，經一波又波的“動員”，大規(guī)模地下到農村，形成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量城市人口向農村的流動與遷徙。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1968年底開始，被日后稱之為“老三屆”的1966、1967、1968這三屆初中、高中畢業(yè)生（實際上1967、1968兩屆畢業(yè)生，系1964、1965兩年進入初中或高中，1966年即停課“鬧革命”），被大批下放到農村，走上“與貧下中農相結合”的光輝革命道路。

　　長沙市的一些中學的學生，更是以班級年級成建制地定點下放農村。而下放農村的學生中，絕大部分出身“剝削階級家庭”、“非無產階級家庭”，他們的父輩多數是資本家、偽軍官、偽職員、“工商業(yè)主”……上山下鄉(xiāng)的學生年齡大的二十歲左右，年齡小的十四五歲。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自然搞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離城的那天，大卡車大客車的車身上貼著大幅革命標語，乘滿胸前戴著大紅花的“知識青年”。他們稚嫩的臉龐上掛著淚花，很多人本能地用手捂著衣服口袋里的“戶口遷移證”——那是他們不知所蹤的未來和命運。

　　當年掛在送知青下鄉(xiāng)專車前的那面錦旗湯武拍攝

　　如果說以幾屆畢業(yè)生（實際上未畢業(yè)）為主體的“知識青年”，他們的“上山下鄉(xiāng)”還有著較為體面的儀式感，那么，以社會待業(yè)閑散人員為主體的人員，鑒于這類人身份關系比較復雜，也就享受不到此番厚遇了，往往是經居委會多次“動員”，把戶口關系一遷，由不得你不走人了。

　　然而，不管是體面地或不體面地“上山下鄉(xiāng)”，戶口遷移證決定了這些人再不是長沙市居民，將要在落戶的陌生鄉(xiāng)村扎下根，成為新一代農民?！熬龁枤w期未有期”，那時，誰的心中也沒敢奢望“有期”。

　　居委會，全稱居民委員會，現在稱為“居民社區(qū)委員會”，是實行居民自治、自我管理的城市基層政權組織。

　　改革開放前的“居委會”，可沒有現今“居民社區(qū)委員會”如此規(guī)模的架構和辦公場地。記得我們所屬的居委會，下轄八個居民小組，兩百來戶人家，居委會主任是一位中年婦女，不足一米五的個頭，精明強干，她家里狹小的住房就是辦公室。這位主任長年累月用一根細麻繩系著居委會公章，掛在褲腰上，既有利于工作，又有利于保管。

　　居委會主任的權力挺大的：推薦表現良好的輟學青少年參加工作（通常是街辦區(qū)辦工廠）、調查核定“困難補助人員”（居民稱“吃救濟”）、批準“參加社會勞動”（如挑土修鐵路）、同意“因病免除按戶出工”（如積肥送下鄉(xiāng)、撬麻石疏浚下水道）……尤其是從六十年代初就貫徹上面的“城市居民下放農村”多項政策，要按照上面街道辦的部署，召開群眾宣傳動員會，要上門到居民家中，做下放對象和家庭成員的思想工作。

　　上山下鄉(xiāng)任務一般都自上而下定有指標，特別是重點對象，譬如依據政策不能留在城里的無業(yè)人員、閑散人員，這就得反復做工作。有些“捂不爛”的角色，躲避動員，白天不見蹤影，深更半夜回家，居委會主任就得鎖定時間登門“拜訪”。

　　當年送知青下鄉(xiāng)車隊經過五一廣場時的場景媒體資料圖

　　下鄉(xiāng)知青艱難返城之路

　　城市戶口和居民糧食關系是綁定在一起的，必須持有城市戶口，才有購買糧食的指標。

　　1974年盛夏，我以病假在長沙家中休息了二十多天。從六十年代初參加工作到地質隊，十余年的野外地質工作生活，雖說待遇好，亦不乏樂趣，但我和年輕的同事們類似“清教徒”一樣，未婚的是單身漢，已婚的也是單身漢，因為工作性質流動不便帶配偶。

　　那年我已經是快三十歲的人了，趁著難得在家這么長時間，長輩們給我介紹了一個姓黃的妹子，家里住在文星橋，是個下放知青，正在準備申請辦理“知青病退回城”手續(xù)。這個妹子的家人告訴我們，妹子患有腎盂腎炎，符合病退回城條件。

　　我休假期滿后回到地質隊，與這個妹子有過幾次書信往來，可對方的病退回城一直未辦成，盡管婚后我的收入能夠養(yǎng)家糊口，若小孩出生只能隨母親落戶農村戶口，放到城里就是“黑人黑戶”，而農村戶口也不能遷入地質隊，于是就“掛筒了”（長沙話當時對談愛分手之說）。論及地質隊的戶口，類似于軍隊的戶籍，遷移不受城市級別限制，但非城市戶口不能遷入。

　　值此，我才知道了上山下鄉(xiāng)扎根農村的“知識青年”，還有一條以“病退”改變命運的返回城市之路。知青“病退”之風始于1972年，所謂病退，就是“因病退回原籍城市”之意。政策明確規(guī)定某些重大疾病為病退理由，比如肺結核、肺癆、癌癥、高血壓、心臟病、腎盂腎炎、嚴重胃潰瘍、胃穿孔等等。這是當時一項重要的知青政策，體現人道主義關懷。

　　病退返城通知

　　如此一來，對于知青，有政策就有對策，只要能回城，什么方法都一樣，反正條條道路通羅馬。當一些知青窮盡辦法，從城里開來蓋著醫(yī)院公章的證明，農村干部明知其中有假，但又無法對其進行質疑，只得“放行”。那個時期有一首知青民謠唱道：醫(yī)院大門是通往回城的勝利路，醫(yī)生是知青的大救星。

　?。ㄗⅲ哼@是一場知青病退回城的“大戰(zhàn)役”。知青充分調動聰明智慧和天才想象力，同醫(yī)院和醫(yī)生較量，說到底是同命運作斗爭。據不完全統(tǒng)計，1972-1978年，全國約有一百三十萬病退知青幸運地突破各級醫(yī)院層層攔截，然后浩浩蕩蕩地返回城市。）

　　其實，進入70年代后，國家覺察出知青上山下鄉(xiāng)出現的各種問題，開始允許知青以招工、頂職、病退、獨生子女、父母年邁、推薦上工農兵大學等各種名義返回城市。而病退則是最易于嘗試與操作的辦法。

　　伴隨著改革開放，1978年10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上山下鄉(xiāng)運動，并妥善安置知青的的回城和就業(yè)問題。至1980年，幾乎所有的上山下鄉(xiāng)知青陸續(xù)返回城市，重新有了失而復得的城市戶口。

　　知青返城，鄉(xiāng)親們十里相送

　　城市人口疏散與“下放農村”的懲治

　　1969年3月，蘇聯邊防軍侵犯我國東北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位于我方的珍寶島，中國進行了珍寶島自衛(wèi)反擊戰(zhàn)。形勢嚴峻，戰(zhàn)云密布。毛澤東主席提出了關于反侵略戰(zhàn)爭準備和外交活動的基本方針。

　　1972年，毛澤東主席根據中國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和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提出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與此同時，從戰(zhàn)備需要出發(fā)，為防止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大規(guī)模侵略和突然襲擊，開始對大中城市人口進行疏散。

　　所謂疏散，就是把大中城市中的幾類人群，有計劃的分期分批對口安置到農村，減輕戰(zhàn)時的城市壓力。有待疏散的幾類人：階級敵人即五類分子、二十一種人、“兩勞”人員（勞改釋放和解除勞教人員）；無正式職業(yè)的社會閑散人員；老弱病殘人員……

　　由于這是一項龐大的系統(tǒng)工程，實施的難度很大，各地的進度不一，疏散工作一直持續(xù)到1978年以前，卻沒有真正啟動執(zhí)行。

　　我父母屬于老弱病殘者，被對口安排到瀏陽大圍山的一個鄉(xiāng)村貧下中農家。居委會主任還上門告知，一旦通知疏散，帶好行李集合就是，戶口由居委會統(tǒng)一辦理遷移。我曾想過，讓父母疏散到我們地質隊附近的大山深處的村落，但這種自行遷移戶口，就難以保證日后戶口的回遷，便作罷了。

　　70年代農村生產勞動

　　文化大革命中，大運動中有小運動，運動中套著運動，每次運動幾乎都伴隨著與“下放農村”相關聯的懲治手段。

　　那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深挖階級敵人”，一些有政治歷史問題的人員，雖然組織上對其已經做過結論，但“深挖”之下，有的人經過“內查外調”所隱瞞的歷史問題露出水面。

　　與我繼母相識的一位卓姓婦女，是省地質局子弟學校的小學語文老師，她的丈夫在長沙鐵路貨運北站當統(tǒng)計員。這場運動中，她丈夫被檢舉揭發(fā)，清查出解放前讀高中時曾加入三青團，一直隱瞞未向組織交待。

　　于是，根據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有關政策作出處理：開除公職，遣送老家原籍南縣農村。這位卓姓婦女受到丈夫牽連，高壓之下被迫辭去公職，帶著身邊尚不滿十歲的一兒一女，隨同丈夫，全家四人一起下放到農村。

　　改革開放后的1979年，經“落實政策”，這對夫妻恢復公職按退休對待，兒子頂職在北站開叉車，女兒安排在留芳嶺一家粉館工作，他們全家的戶口遷回長沙。

　　如此的事例不勝枚舉，只是每個故事情節(jié)不盡相同而已。

　　我本人系獨生子女，六十年代初參加工作到地質隊，本來計劃“體驗”幾年野外地質工作與生活就調回長沙（組織上已“背書”），哪知逢遇“文化大革命”，一切常規(guī)的工作調動都按下了“停止鍵”。十多年艱辛的野外地質工作，雖說是“響當當的工人階級”，但離鄉(xiāng)背井，也算是另一種“上山下鄉(xiāng)知識青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經組織領導關照，我被直接調入廳級機關。回到長沙的次日，我沒有急于辦理戶口遷移登記，而是到了慈父的墓前，鞠上三躬，噙著淚告慰他老人家：你的愛子回來了！

　　下放到農村的青年勞動者

　　農村人口城鎮(zhèn)化與高端人才引進

　　改革開放，終止以階級斗爭為綱，地富反摘帽、右派改正、冤假錯案平反，幾十年一貫制的嚴厲戶籍制度，開始步入和緩階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市場放開搞活，農村人口城鎮(zhèn)化，使得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到城市。經濟社會的不斷發(fā)展，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城市的吸附力和虹吸效應大大增強。

　　長沙市與全國許多大中城市一樣，涌入城市的外來人口，從事著經商、餐飲、服務、建筑、銷售等行業(yè)的工作。新的戶籍政策規(guī)定，這些外來人員，持有原居住地公安機關的證明，就可以在目的城市辦理“暫住證”。

　　九十年代初期，長沙市為嚴格控制我市城市人口的機械增長，緩解城市基礎設施供需矛盾，根據中共湖南省委[1991]第47次黨委會議紀要，市人民政府決定對落長沙市城市戶口人員和進入長沙市區(qū)人員征收“基礎設施增容費”——外地城鎮(zhèn)戶口人員和不屬減免對象的“農轉非”（即農業(yè)人口轉為城鎮(zhèn)人口）人員，按有關政策規(guī)定來本市市區(qū)（含郊區(qū)）落城市戶口的，每人征收基礎設施增容費一萬元，由進入單位、接收單位和個人一次付清。

　　那個年代，一個家庭有一萬元就是富裕戶了，“萬元戶”成為令人羨慕的新詞匯。公職人員能拿出來一萬元的大約極少，萬元戶主要聚集在經商的老板中。這些先富起來的老板，為了利于經營，把業(yè)務做強做大，擁有一個便利、舒適、體面的住所，便積極地以繳納“基礎設施增容費”的方式，取得城市戶口。

　　長沙市的高橋、三湘、紅星、定王臺、馬王堆等大型綜合性、專業(yè)性市場或集群，專門規(guī)劃為經營者建起一幢幢住房，他們購買房屋與獲得長沙戶口往往是同步完成。三十余載時光倏然而過，這些當年落戶長沙的新市民，現今也算是長沙的老幫子或老口子了。

　　進入新世紀，大力推行以人為核心的城市化發(fā)展戰(zhàn)略，規(guī)模工業(yè)、高新尖行業(yè)制定了引進高端人才的計劃。這些單位除了給引進的人才以高薪，還發(fā)放大額購房補貼，解決配偶子女城市戶口。

　　若干年后，城市里的房地產開發(fā)過程中，房地產商捕捉到新的商機，根據市場需求和社會購買力等因素，推出“江景房”、“山林別墅”和中小學名校周邊“學區(qū)房”等不同功能不同檔次的樓盤，給外來購房者依照政府相關政策，一并解決落戶長沙戶口指標。

　　居民身份證，取代戶口簿部分功能

　　我國的居民身份證是1984年開始實行的。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代居民身份證開始試行。1984年至1991年為頒發(fā)居民身份證的集中階段。1995年啟用新的防偽身份證。200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代身份證開始換發(fā)。

　　自打有了居民身份證，戶口簿的部分功能就被身份證取代。居民持有身份證，不論其戶籍所在地是否農村、小城鎮(zhèn)，都可以在全國范圍流動，進入大中城市工作、學習、生活，再也沒有先前的各種限制。

　　農民工

　　龐大的農民工群體以“外來務工人員”身份，在大中城市“負重前行”，為城市建設做出了積極可貴的貢獻。年輕的大中院校畢業(yè)生，考錄機關事業(yè)單位、應聘入職各類公司或自主創(chuàng)業(yè)，在包括省會城市在內的大城市乃至北上廣深，發(fā)揮才智，放飛青春，追求與實現自己絢麗多彩的人生夢想。

　　高校畢業(yè)生招牌會

　　改革開放簡單的說，其內涵就是“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改革不適應社會經濟發(fā)展、阻礙社會進步的某些制度。戶籍制度的科學化人性化管理，讓人們享有更高的自由度，擁有更為美好的生存空間。

　　編者注：過去幾年，中國的戶籍制度改革一直在穩(wěn)步推進中。中國的戶籍制度早已從最初的二元制，發(fā)展到現在的梯度放開。

　　2022年7月12日，國家發(fā)改委印發(fā)《“十四五”新型城鎮(zhèn)化實施方案》，提出要穩(wěn)妥有序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落戶限制，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方案要求全面取消城區(qū)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全面放寬城區(qū)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I型大城市落戶條件；完善城區(qū)常住人口500萬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積分落戶政策，精簡積分項目，確保社會保險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鼓勵取消年度落戶名額限制。

　　這意味著，除了北京、上海等少數超大特大城市外，中國城市的落戶政策已基本放開。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的本質在于逐步消除城鄉(xiāng)戶籍差別，促進與戶籍相關聯的一系列福利制度以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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