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棟/口述
Rain/撰文
我叫劉棟，1986年出生于河南濮陽農(nóng)村。為了不過苦日子，我從小立志出人頭地，17歲便考入著名的985高校“西北工業(yè)大學”。
2008年大學畢業(yè)，我躊躇滿志地進入社會，不巧趕上金融危機，怎么也找不到心儀的工作。
為了解決溫飽，我只能先去飯店打工，沒想到從此留在了餐飲行業(yè)。過去這十二年，我從殺魚工、傳菜員一路做到副店長、店長，如今是一名年薪50萬的資深餐飲經(jīng)理，已經(jīng)在上海買了房和車，有了一個溫馨的小家。
我的近照，在餐飲業(yè)吃得好，身體有些發(fā)福了。
其實房車都是其次，我最在乎的是家的感覺，因為從小到大，我對家庭的記憶一直都不太美好。
我的父母都是農(nóng)民，原本感情和睦，他們一直靠種地下苦力為生，父親偶爾還會織網(wǎng)打漁、做點木工活兒。生活雖然清苦，日子總歸過得去，然而，這段美好時光并沒有持續(xù)多久。
隨著我們三兄弟慢慢長大，吃飯、上學的開支越來越多，種地的收入已經(jīng)不夠支撐，家里一天比一天緊巴。母親整日發(fā)愁，父親卻破罐子破摔，變得越來越懶散。
他時常窩在村頭的小賣部，和一幫閑人稱兄道弟，通過打牌、喝酒尋得一時放松。這在受過高中教育的母親眼里，是典型的不務正業(yè)。
父母和我們一家三兄弟，我排老二。
從那時起，父母開始頻繁吵架，有時候是為了一日三餐，有時候是因為家庭開支，還有幾次和我們三兄弟將來娶媳婦有關。
母親擔心家里太窮蓋不了房，怕三個兒子只能打光棍，總是提醒我父親多想辦法掙錢，但父親不僅不聽，反而變本加厲，和牌友們聚得更勤了。
母親心涼了半截，怨氣也越積越多，直到矛盾徹底激化。有次弟弟發(fā)高燒，母親帶他去了村頭小診所看病，大夫卻馬虎地用錯了藥。母親知道后氣不過，一直想問對方討個說法，父親卻礙于面子不肯去，只想息事寧人。
在激烈爭吵直至動手打架后，母親帶著三個孩子中最乖的我離家出走，回了陜西西安的娘家。
我在西安姥爺家的照片，不用聽父母吵架拌嘴很開心。
這一去就是兩年，后來父親和爺爺找來好言相勸，總算把我和母親接回了河南?；蛟S是感情余溫不在，亦或是想逃離一眼望到頭的農(nóng)村生活，回到父親身邊一年后，母親便孤身一人前往西安打工。
自此，我、大哥和弟弟過起了類似單親，其實更像是孤兒般的生活。母親不在身邊，父親又很少管我們，以至于我們三兄弟總覺得在村里低人一等。
每年春節(jié)看著其他小孩穿著新衣服新鞋，在馬路上放肆地玩鞭炮，我們都打心眼兒里羨慕，怕穿著舊衣服被人瞧不起，很少會走出自家的土屋。
種種委屈，被年少的我埋在了心底，我在學校一直刻苦讀書，立志要比村里那些愛說閑話的人強。
每每回到村里跟父親下地干活，汗流浹背地種麥子、割麥子、種花生、掰玉米，我總在心里暗暗發(fā)誓：一定要出人頭地，要離開這無盡的麻木和貧苦。
我家的地，以前靠人種莊稼，如今靠機器。
中考結束，我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上高中后，父親卻連每學期三四百的學雜費都拿不出來。那時的我有一種預感：接過父親手中的鋤頭繼續(xù)當農(nóng)民，似乎要成為我逃脫不了的宿命。
幸運的是，母親了解到情況后，決定把我接到西安繼續(xù)讀書。經(jīng)過三年的寒窗苦讀，我最終以580分的高分考上了理想中的名校——西北工業(yè)大學，進入經(jīng)濟貿易專業(yè)就讀。
大一入學報到后，我在學校公示欄看到一則通知，說大學生入伍兩年再返校入學可保留學籍，學費還能全免。這個政策對我而言簡直是及時雨，既能報效國家，又能緩解家里的經(jīng)濟壓力，我立馬決定參軍入伍。
剛進部隊時的我，個頭矮小，稚氣未退。
當我來到河南新鄉(xiāng)的部隊時，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秩序井然、威嚴肅穆。當時我個頭低，套上寬大的軍裝更顯瘦小，對即將到來的集體生活既期待又忌憚。
很快，我就面臨入伍訓練的第一課——疊被子。剛開始怎么也疊不齊被角，為了模仿成連長疊成的豆腐塊，我不得不把水灑在被子褶皺的邊角，來回揉搓，才能疊出筆直的棱角。
將近一周時間，我都是裹著浸濕的被子入睡的。
新兵訓練結束后，我成為一名通訊兵，既要接受嚴苛的體能訓練，比如爬冰臥雪、匍匐前行、扛八一杠跑五公里，還要掌握莫爾斯電碼通訊訣竅，做好信息傳輸工作，身體和腦力都要經(jīng)受極大的考驗。
我在單杠上做體能訓練，身體慢慢變得硬朗。
當時帶我的班長就和《士兵突擊》里的史今班長一樣鞭策我們：不要輕言放棄，堅持下去不知道會有什么結果，但不堅持一定沒結果。我?guī)У谋家σ愿?，從一而終。
因此，我每次跑五公里時都死命地往前沖，不斷突破身體的極限。輪到學習專業(yè)知識的時候，我就比別人多付出一倍的時間，站崗也不忘背誦復雜的通訊代碼，后來在集團軍技能專業(yè)比武中，我不出意外地取得了第一名。
兩年時間很快過去，我這個大學生也成了即將離開的老兵。退伍那天，連長將沉甸甸的肩章、軍銜從我身上取下，換上了一朵大紅花，對我交代：以后要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聽到班長的這句話，我頓時熱淚盈眶。
2004年，我從部隊回歸大學，十分珍惜落下的讀書時間，每天一下課就飛毛腿般跑去圖書館占座，鞏固專業(yè)課知識。
那段時間還靜下心讀完了《鋼鐵是怎么煉成的》，這本書影響了我的價值觀，讓我知道無論生活再苦再難，都應該像保爾·柯察金那樣去面對。
大二時我在公園游玩，看起來仍有書生氣，但已經(jīng)比以前成熟了很多。
我每天不是在學習就是在勤工儉學。那時在麥當勞兼職一小時才掙三塊六，要刷廁所、洗盤子、送餐，什么都干。我每天抽出三個小時去做兼職，周末也不歇，一個月掙300塊錢便能滿足我的伙食費。
到了暑假，我就去舅舅家的水站幫忙。夏天生意很好，我每天要騎著摩托車將桶裝水送到很遠的地方，一天大概70桶。有幾次遇上電梯出故障，我只能一步一步爬樓梯，最高爬過16樓。
身體里的鹽分通過汗水不斷析出，T恤上常常留下一大團白色汗?jié)n。脫下衣服，可以看見黑白分明的兩種膚色。
送水期間，我在網(wǎng)上里認識了一個學妹，家境很好。她聽說了我的經(jīng)歷后沒有嘲笑我，反而很欣賞我身上的韌勁，和我聊得火熱。
我把這事分享給了別人，卻被質問：你有沒有告訴那個女孩兒，你現(xiàn)在是在送水？你有沒有告訴她你是從河南農(nóng)村來的？
這話聽起來很刺耳，自尊心驅使我趕緊結束這種生活，去遠一點的地方工作。
2008年畢業(yè)之際，恰逢金融危機暴發(fā)，我本來已經(jīng)在校招中被山東一家上市公司招錄，結果剛做了3個月實習生，基本業(yè)務都還沒熟悉，就被列入裁員名單，面臨“畢業(yè)即失業(yè)”的窘境......
我的大學畢業(yè)證書復印件，當時沒怎么派上用場。
難受歸難受，我還是得抓緊時間找工作，考慮到北京工作機會多，我決定和另外兩個朋友一起北漂。
他們倆屬于家里條件比較好的，人手一臺小靈通手機，而我來北京時只揣著實習時掙的3000元，電話號碼都在一個小本子上記著，打電話只能揣著本子去電話亭刷電話卡。
初到北京，看到有劇組在招群眾演員，而且還開出了誘惑性的工資——月薪1500元，我就和兩個同學一起去應聘了。
每天早上三點，我們就得從大通鋪上爬起來，趕著大巴車前往河北，到太行山上去拍《八路軍》。大老遠跑過去，偶爾在一些場景排個隊露露臉，當個工具人，一整天時間就晃過去了。
拍戲時總是塵土亂冒，后來我也沒能在電視劇中找到自己。
做了半個月后，我便放棄了這份華而不實的工作，繼續(xù)尋找專業(yè)對口的崗位。因為是提前離開，我連之前的報酬都沒拿到手，一起北漂的兩個同學則繼續(xù)留在劇組，夢想著一夜成名。
彼時已到冬天，走在北京的街頭，我覺得格外冷，咬咬牙花400塊錢買了一件羽絨服，決定先給自己找到一個容身之所。
在馬路旁的柱子上，我看到了地下室月租300元的廣告，對比了其他地方，還是覺得地下室性價比最高，于是提著行李住了進去。
當時住的地下室和這張照片上的差不多，如今已經(jīng)很難租到。
我睡著一米左右寬的小床，床沿和門之間只有一雙鞋的距離，在這個和廁所一樣逼仄的房間里，我總算體會到了人們常說的“蝸居”是什么感覺。不大的地下室一溜開辟了七八十個小隔間，租戶們來自五湖四海，嘴里說著各種方言。
蟄居在這樣的地方，我的內心反倒安定下來，有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暢快。
白天，我穿著那唯一的一件羽絨服，在各大人才市場找體面的工作。晚上就回到散發(fā)著霉味的負三層地下室，或是拿著身份證去負二層的網(wǎng)吧繼續(xù)投簡歷。整整兩個月，我都是在投簡歷、面試、面試失敗的反復折騰中度過的。
當時住的房間還沒有我家現(xiàn)在10平米的廁所大。
每次在地鐵上看到穿著光鮮的陌生人，我都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他們那樣，擺脫濕氣很重的地下室，躋身成功人士的行列。
然而現(xiàn)實是殘酷的，很快，我兜里3000元的闖江湖資本只剩下20元，地下室的租期也只剩一個星期，我連三塊錢一屜的包子都負擔不起了。
為了解決溫飽和住宿，我決定先在餐飲行業(yè)做一下過渡，于是來到大學旁邊的一家韓國烤肉店，干起了900元月薪的傳菜員。我每天早上9點開工，晚上10點下班，負責從負一層的廚房傳菜到地上。
雖然都在室內走動，但工作強度很大，兩周時間便跑壞了我那雙從批發(fā)市場買來的皮鞋。
我在后廚幫忙，身上穿著廉價西裝，戴著圍裙。
我心里很清楚，這份工作只能當作過渡，干滿4個月后攢下點錢后便主動辭職，再次回到晚上住地下室、投簡歷，白天跑人才市場的生活。
雖然不斷完善簡歷，但始終石沉大海，我攢下的那點生活費很快就見底了。最窘迫的時候，我只能和朋友分吃一張白面餅。
接連的失敗讓我明白：溫飽比體面更重要，于是，我徹底放下了名牌大學畢業(yè)生的光環(huán)。當一家餐飲公司給我打電話通知面試的時候，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這家公司有很多連鎖店，他們希望招我為管培生，起始工資開到每月2000元，還包吃住，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管培生的名頭聽上去很高大上，但我知道，進去肯定還是要從最基層的崗位干起。
當管培生時在餐廳門口的留影。
我已經(jīng)做好了要輪崗的準備，結果被分到的第一個崗位竟然是殺魚工。店里火鍋生意好，每天都有大量的活魚需要宰殺，我要把魚從池子里撈起來砸暈，刮干凈魚鱗后開腸破除。
一天下來，巨大的魚腥味像是長在了身上，洗都洗不掉，我心里泛起強烈的落差感，覺得自己被大材小用了。
堅持到第三天，殺完魚去洗碗間拿餐具時，一位顧客對我豎起了大拇指，“太好吃了，特別棒，師傅辛苦了！”雖然累得精疲力盡，但這句鼓勵讓我體會到了辛苦勞動的價值。
在輪完殺魚工的崗位后，我又先后輪了9個崗位，最后考核打分時，我在7個崗位上的輪訓得分都是100分。
也許是我踏實好學的態(tài)度打動了店長，她決定給我一個帶隊管理餐廳的機會。適逢公司要在西單華威商場開一家分店，管理人員都是新人，店長便力薦我去競聘。經(jīng)過三個月的嚴格考核，我成功由管培生升至副店長，工資也從2000元漲到了4800元。
升職后的某天，我夜里一點還在加班做預算，那時電腦還是Windowsxp系統(tǒng)。
后來的一年多時間，我通過帶團隊、拓展專業(yè)知識，又從副店長升到了月薪6000元的店長。權力和責任是統(tǒng)一的，為了完成門店的業(yè)務指標，我經(jīng)常從早上10點一直干到晚上12點，加班成了常態(tài)。
但回報也是豐厚的。當上店長后第一年，我就賺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年終績效拿了10萬。
對內，我努力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對外，我不斷拓展業(yè)務渠道，經(jīng)過兩年半的磨練，我在2013年又升到了公司的資深經(jīng)理，被派到內蒙古全權負責三家連鎖店的日常經(jīng)營。
在公司干滿三年后，我獲得年資獎獎勵。
這個伴我從基層成長起來的公司教會我一個道理：一個餐廳的發(fā)展是靠一個團隊支撐起來的。正因我從一線做起，所以我很尊重團隊里每一位員工，無論是管理者還是洗碗工、保潔阿姨。
有次一位傳菜工的爸爸突然出車禍，他想臨時請假回家。得知消息后，我馬上幫他買好車票，將慌亂收拾好行李的他送到火車站，臨走時拍拍他肩膀：“別擔心，等你把家里的事情處理完再談工作。”正是這份體貼，讓店里的所有員工都很敬重我。
我和店里同事的合影，拍照時大家總是讓我站中間。
2015年，當我告訴大家我要離職去上海打拼的時候，團隊所有員工都哭了，他們舍不得我走，但我不得不得開啟新的生活，因為這一年，我和相識兩年的江蘇姑娘結婚了。
她在上海做外貿工作，曾在我短期到上海分店出差時有過一面之緣，后來加了微信，彼此很聊得來。考慮到今后我們會有自己的孩子，我不能這樣不負責任，一直和她分隔兩地。
我和媳婦的合影。
2016年1月，我將工作以來攢下的所有財富拿出來，在上海嘉定區(qū)貸款買了套將近80平米的房子，首付47萬，房貸要還107萬，雖然聽起來讓人很有壓力，但我和老婆總算有了一個屬于自己的小窩。
同年10月，為了迎接孩子的出生，我又按揭買了輛車，付完款全身上下只剩下3000元，好像一下子回到了人生起點。
我家的房子，雖然不大，但裝修得很溫馨。
2017年，我被某知名連鎖餐廳聘為為門店經(jīng)理，但因為要管理的門店離家太遠，沒辦法陪伴老婆平安生產(chǎn)，索性辭職陪在老婆身邊。
2018年，我重回職場，為了了解餐飲實體企業(yè)和互聯(lián)網(wǎng)的未來發(fā)展趨勢，我到上海的一家機器人餐廳做了店長，公司給我開了年薪50萬的工資。
我有幸接觸到了互聯(lián)網(wǎng)的浪潮，但后來領導又委任我去做零售項目，我思前想后婉拒了，覺得自己還是應該扎根餐飲行業(yè)，總覺得學習把菜做到極致，才是這個行業(yè)最值得尊重的。
于是我又回到了傳統(tǒng)餐飲業(yè)，成為一家連鎖火鍋品牌的餐飲總監(jiān)。如今在管理崗位的我壓力很大，也閑不下來，時常想著在后疫情時代，我所管理的火鍋店是不是很難在全國各地開花，能否用用極致的服務打動顧客。
因為工作日太忙，有時還會出差，寶貴的周末時間，我都會用來在家陪女兒。
我出差回來后經(jīng)常陪女兒玩，這是最放松的時刻。
每天晚上九點半下班，我從餐廳回家需要坐2個小時地鐵，我習慣于在這條回家的路上不回信息、不打電話，看著地鐵經(jīng)過高樓林立的鬧市，也穿過冷清寂靜的城中村，靜心感受這座城市的余溫。
漫長的等待之后，我終于回到令人心安的小家。每當打開家門的那一刻，我都覺得過去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
從一無所有到有房有車，擁有自己深耕的事業(yè)，我的人生已經(jīng)足夠幸運。唯一能做的，就是繼續(xù)折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