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這件事，主宰著未來30年國際社會的走向：

　　

那就是中美正在進入一場長期競賽?？萍己徒鹑?，正是這場競賽的主題。

　　

明眼人一看就懂：科技和金融，都是人才密集型的領域；而中美戰(zhàn)略競爭的關鍵，是人才的競爭。中國高層亦強調：“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競爭。人才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p> 　　

一句話，誰能夠在全球層面吸引匯集更多的人才，誰能夠為人才成長培育更好的環(huán)境，誰就奪得了競爭優(yōu)勢。

　　

美國目前的創(chuàng)新能領先，就是因為前期它吃盡了全球人才紅利。

　　

二戰(zhàn)時期，德國的大量人才遷至美國，從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到哲學家阿倫特，這些流亡的知識分子極大地推動了美國的科學發(fā)展，豐富了它的人文藝術遺產。

　　

大規(guī)模的人才轉移，讓美國取代了德國，成為世界科技的中心。據統(tǒng)計，1945年，在世的德國諾獎獲得者僅為14名，而接納了大量德國猶太知識難民的美國，其在世的獲獎者則超過了25人。

　　

“蘇東劇變”后，美國又吸納了一大批蘇聯(lián)、東歐的技術人才移民，極大地擴充了美國在核物理和航天等領域的“彈藥庫”。

　　

而當前，全球的人才流動正在經歷第三次大洗牌：

　　

美國的人才正在被一些特殊的社會政策因素所擠出，簽證縮減、種族沖突讓人越來越難以留下。東歐、韓國、臺灣等地區(qū)的人才持續(xù)流出——近兩年，我國的“雙引工程”亦將許多科學家納入麾下，推動我國軍工和航天事業(yè)快速進步。

　　

許多國家已經瞄準這次機會，開啟了一場不見硝煙的“搶人大戰(zhàn)”：

　　

阿聯(lián)酋提出免個稅，給專業(yè)人才十年黃金簽證；

　　

加拿大將大學畢業(yè)生“楓葉卡”的獲取時間從1年半縮減到10個月；

　　

德國2020年開始實施的新《專業(yè)人才移民法》，甚至降低人才門檻，受過正規(guī)職業(yè)技術培訓亦可來到德國……

　　

形勢十分嚴峻。為了拿到未來三十年的科技發(fā)展主動權，中國必須要打贏這場人才爭奪戰(zhàn)。

　　

　　

匯集人才的能力，或者說一個經濟體對全球人才的吸引力，與多方面因素有關。經合組織（OECD）對各國“人才吸引力”的研究重點考察了以下指標：職業(yè)機會、收入與稅務、未來前景、家庭環(huán)境、技能水平、社會包容性，以及生活質量。

　　

　　

圖源：OECD.

　　

其中，收入和稅收水平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中國提高人才吸引力必須面對的一道坎。

　　

隨著中國高工資群體不斷壯大，問題也更加突出：

　　

根據2018年修訂的最新個人所得稅表，個人年收入超過96萬人民幣的部分要被征以高達45%的個人所得稅。

　　

相比之下，美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為37%，其征收基礎則高達52萬美元（約328萬人民幣）；經各項抵扣后，實際稅率通常為25%。

　　

　　

國際對比表明，中國個稅的最高邊際稅率高于很多發(fā)達國家，比如芬蘭最高為31.25%，新加坡最高22%，瑞典最高20%。

　　

雖然對于全球科學家、優(yōu)秀留學生來說，中國大有發(fā)展機會，企業(yè)也能提供高薪酬，但較高的個稅，還是有可能讓他們“望而卻步”。

　　

正因如此，降低高技能、高收入人群的個稅邊際稅率的觀點和呼聲已逐漸成為主流：

　　

財政部原部長樓繼偉就曾建議，個稅最高邊際稅率可從45%降到33%；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則建議，將最高邊際稅率降至25%。

　　

人大代表、法學博士朱列玉支持將最高稅率降至25%以下。他認為，企業(yè)所得稅已經從以前的50%左右降至25%，但個稅最高邊際稅率還是45%，總體來說偏高?！拔铱吹揭恍┖Ｍ飧呖萍既瞬呕貒l(fā)展，回國之前的個稅稅率沒那么高，回國之后稅負反而增加了。”

　　

全國政協(xié)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財政部原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認為，降低最高邊際稅率、擴大綜合所得的范圍應是改革的重點方向。

　　

實際上，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qū)”的深圳，已經打響了為全球人才降稅減負第一槍。

　　

在2019的“未來論壇深圳技術峰會”上，時任深圳市副市長王立新宣布，在境外人才引進政策方面，來粵港澳大灣區(qū)工作的短缺人才將享受15%的個人所得稅減免優(yōu)惠。

　　

目前，通過一系列降稅減負措施，深圳基本實現(xiàn)了高端人才25%的個稅稅率封頂。

　　

“特區(qū)中的特區(qū)”深圳前海還實施了“前海境外人才個稅15%”優(yōu)惠政策。對在區(qū)內工作的境外高端和緊缺人才繳納的工資薪金個稅超過應納稅所得額15%的部分，由深圳市政府以財政補貼的形式返還。

　　

相應地，珠海橫琴也推出了類似政策：為吸引港澳高端人才到橫琴發(fā)展，其實施的是“港人港稅、澳人澳稅”政策，至于與內地稅率出現(xiàn)的差額稅款，由當?shù)叵嚓P機構提供補貼。

　　

　　

為高端人才降低個稅，至少有兩方面的好處：

　　

一方面，它能夠在匯聚人才、激勵創(chuàng)新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避免貧富進一步分化、維持財政收支平衡。

　　

在許多國家，減稅是一個民意分歧很大的議題，總能激起一部分人的強烈認可和另一部分人的強烈反對。“為富人減稅”尤其具有爭議性，人們擔心它會顯著加劇貧富分化。

　　

但我們要分清貧富差距的主要來源：收入不平等和財富不平等都有可能拉大貧富差距，但二者的威力相差甚遠。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指出，從長期來看，資本收益率（特別是頂級資本的收益率）明顯超過經濟增長率，兩者之差導致初始資本之間的差距一直延續(xù)下去，并且可能造成資本的高度集中。

　　

換句話說，貧富分化越來越關乎極少數(shù)巨富的資本所得，而非工薪階層的勞動薪酬收入。降低個人所得稅不會拉大貧富差距。

　　

高級人才收入主要是工資和獎金，他們是繳納高稅率的主要群體。通過減稅，可以鼓勵高端人才聚焦在勞動致富上，而不是熱衷于資本運作賺錢，使人才的價值得到最大程度的發(fā)揮。

　　

人大代表朱列玉還指出，給“卡脖子”行業(yè)高收入人群減稅是“放水養(yǎng)魚”，不僅會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擴大內需，更會引導產業(yè)加速發(fā)展提高稅基，最終“反哺”國家財政。

　　

另一方面，高級人才的個稅減少之后，也相當于間接為企業(yè)減少了支出，企業(yè)可以加大生產和科研的再投入，增強了企業(yè)競爭力，為技術突破、產業(yè)進步創(chuàng)造良好條件。

　　

在3月4日的智谷趨勢圓桌會上，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馮海波指出，中國的個稅稅率的級距比較小，同樣的工資，比如8萬月薪，放在中國容易達到最高邊際稅率45%；但如果將同等的收入放在美國（約1.3萬美元），則遠遠不及最高稅率的門檻。

　　

這樣來算，美國適用的個稅稅率其實比中國低很多。而全球的高端人才會將這種差異看作選擇工作地點的重要考量。

　　

財政部原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也對《財經》雜志表示，過高的個稅讓高科技企業(yè)有點吃不消。在要素流動下，專家型、創(chuàng)新型人才可以用腳投票，如果對工資薪酬待遇不滿意，可以去別的地方（比如就有可能轉到香港和新加坡等“稅收洼地”了），使我國高科技企業(yè)的發(fā)展無形中更有阻力和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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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許多專家學者呼吁，深圳為高級人才的減稅降負行動應當成為全國一線城市的樣板，這是打贏新時代的人才爭奪戰(zhàn)，為中國的科技發(fā)展鎖定新的發(fā)展動能的一種有效方案。

　　

今年1月29日，經濟學家管清友發(fā)了一條微博：“政府發(fā)“退稅紅包，個稅25%封頂”，改革開放先行區(qū)真香！吸引世界頂尖人才，降稅是個好辦法。中國創(chuàng)新第一城深圳，走出關鍵一步。都學學?！?/p> 　　

全國政協(xié)委員、北京國家會計學院院長秦榮生也表示，非常認可深圳在這方面的嘗試，盡管類似舉措在全國范圍內還沒有推廣的基礎和可行性，但對于北上廣等高端人才聚集的城市，是值得借鑒的。

　　

但是，就算北上想要跟進，究竟是否可行、如何跟進呢？在智谷趨勢圓桌會上，專家學者們提出了十分有力的觀點：

　　

馮海波強調了深圳的特殊之處：深圳采取這種措施是有個很重要前提條件，一是財政能力允許，甚至可能比其他城市都更為寬裕；二是深圳作為“特區(qū)之城”，許多政策條件是其他城市所不具備的。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林江教授則進一步指出，深圳的危機感要比其他的城市要強：深圳北有東莞，西邊是大海，南邊是香港，東面是惠州，團團圍住就那么一一點的地方。

　　

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教授指出，這種危機感，在香港也存在：“香港是什么都沒有，我們沒有天然資源了，我們都靠人才了?？康投惵饰覀兾撕芏嗳瞬拧！彼榻B道，香港地區(qū)實際征收中，個稅稅率通常不高于15%。

　　

這意味著，深圳經驗不是所有城市都可以復制，但有條件的城市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模仿。

　　

另外，提升城市的吸引力，稅率是一方面，每一座城市仍可以選擇最合適自己的路徑吸引全球人才。

　　

比如林江指出，在知識快速更迭的時代，人才集聚的前提是信息的共享和交流，這需要一個開放的氛圍和環(huán)境：“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他能跟他的同行密切合作，密切溝通，密切對話，不斷提升，可以將自己的才能發(fā)揮80%、90%甚至100%”。在一個活躍的交流空間中激活“學習、共享、匹配”效應，一座城市可以形成高端人才的集聚。

　　

　　

那么，北上廣最終會對深圳的減稅降負做出何種回應？專家們認為需要因地制宜，更需要時間。

　　

林江指出，“地區(qū)性的個稅是管公平的，而增值稅這種商品稅，是管效率的?！钡拇_，中國城市競爭是一個大棋局，要在效率和公平之間取一個平衡，既要考慮階層差距的問題，也要照顧地區(qū)差異的問題，任何改變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從財力角度來看北上是否有跟進的可能性，答案是肯定的。

　　

2021年，深圳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比上年增長10.4%，總數(shù)達4358億元；北京比上年增長8.1%，總數(shù)達5932億元；上海比上年增長10.3%，總數(shù)達7772億元。

　　

北、上兩座城市已有相當?shù)呢斦嵙θタ紤]如何為聚集人才設計更為輕巧的方式調節(jié)個稅方式。

　　

其實在過去幾年，財力雄厚的北京和上海也一直在尋找爭奪全球高端人才的方法。

　　

2014年來，北京積極推動全國科技創(chuàng)新中心建設，集中引進了大批高科技企業(yè)和新興產業(yè)。

　　

上海則在打造半導體產業(yè)鏈，提出要在2025年沖刺4000億的產業(yè)規(guī)模，成為中國半導體的高地。近年來吸引了大批國內外頂尖企業(yè)入駐。

　　

北上都有意“搶人”，但人才想在北上長久留下來，都不得不面臨超大城市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成本，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專家型、創(chuàng)新型人才的就業(yè)去向。

　　

因此，為高端人才降低稅負、切實提高他們的實際收入，是一線城市絕不能回避的課題。

　　

圓桌會的末尾，馮海波聊起了2000年起的農業(yè)稅改革：

　　

“最初，農業(yè)稅還在提‘正稅清費’。后來隨著認識的深入，大家覺得有些稅不取消不行了，其實時間僅僅隔了五六年?！鞭r業(yè)稅就在全國取消了。

　　

個稅的降低或許也將如此。

　　

“必須到要動手術的那個地步。降邊際稅率真正讓所有人都達成一致共識，明白它的的確確是對我們建立創(chuàng)新型國家產生非常巨大影響，對我們的高科技企業(yè)高技術公司產生了影響——等它成為社會焦點以后，在專家學者們的呼吁下，這個事就成了?！?/p> 　　

TalentAttractiveness-ResearchandMethodology.OECD.

　　

皮凱蒂.(2014).21世紀資本論.中信出版社.

　　

從“深圳樣本”看人才競爭策略：降稅是中美人才競爭突圍的關鍵鑰匙.財經雜志.2022-01-30.

　　

賈康：建議對專家型創(chuàng)新型人才個稅25%封頂，深圳模式可借鑒.錢江晚報.2022-02-23.

　　

人大代表朱列玉：降低核心科技行業(yè)個稅吸引全球人才.財經雜志.2022-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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